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（CCTV-10）《大家》
 
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25日 13:31

　　开场白：说起杨宪益和戴乃迭，人们总是称呼他们为夫妻翻译家，他们的合作被誉为是珠联璧合、不可替代。六十年来，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，虽然，今天接受我们采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，但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与戴乃迭紧紧相连。

在翻译界，做中文外译工作的人很少，像杨宪益、戴乃迭这样夫妻合作的，更是绝无仅有。他们不仅翻译了《红楼梦》，还将《鲁迅文集》、《史记选》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。作为主要译者和世纪主编，杨宪益、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《中国文学》杂志近五十年，自1951年创刊以来，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。

　　2004年7月24日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什刹海小金丝胡同的杨宪益家，五年前，戴乃迭因病去世，杨宪益独自一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。

　　记者： 这个杨宪益总是和戴乃迭放在一起的？

　　杨宪益：是。

　　记者：她去世之后的生活，跟你以前有什么不同吗？

　　杨宪益：我现在就是感觉到，以后到头了。90岁了，应该告终了。

　　记者：是因为你夫人不在你身边了？

　　杨宪益：对。

　　记者：她在你身边的话，你可能不会这么想？

　　杨宪益：那也许那个也再活一百岁。我现在没有这个想法。

　　戴乃迭去世之后，杨宪益再没有翻译任何作品，也谢绝了朋友的来往，终日与烟酒为伴。他将几乎所有的翻译作品都送人了，只仅剩几本早年翻译的小册子，有些译著只剩一个空壳，而书早就不见了。在他简单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，但床头却一直挂着这幅戴乃迭去世时他写的悼亡诗，也一直珍藏着这幅戴乃迭的画像，

　　1940年，杨宪益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回国，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，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，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，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。

　　记者：如果她跟你到国内来的话，可能她会受苦。

　　杨宪益：我订婚以前，我征求过她的意见，我说是不是到中国来，情况太困难了有点。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就算了。后来她不，她说她一定要到中国来。

　　1937年，杨宪益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，很快，戴乃迭发现，他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，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，他们热恋了。后来，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，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。为了帮助戴乃迭学习中文，杨宪益翻译了一些中国古代诗词，这也许是他最早进行的翻译工作。1940年，杨宪益毕业了。他要带一个外国女人回来的消息传到国内，杨家顿时一片大乱。

　　杨敏如：我母亲立刻就病了，我家里亲戚都接受不了，我有一姑妈是亲的姑妈，我一跟她说她就大哭。我也没办法我就哄半天，哄半天，她们都认为这样的人生出孩子来，没有人要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戴乃迭的母亲也坚决反对她的决定，母亲甚至用非常严厉的话警告戴乃迭。

　　杨敏如：她母亲说如果你跟一个中国人结婚，你将来一回没有好下场，你的儿子一定会自杀的。

　　杨宪益：两家都不太满意，不大喜欢我们娶一个外国的人。可是我们还是要结婚。

　　1941年2月16日，杨宪益和妹妹杨敏如的婚礼在重庆同时举行，他们还在《大公报》上双双刊登了结婚启示。洋溢在幸福之中的戴乃迭完全忘记了母亲的预言，她的命运从此和杨宪益、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原来很富有的杨家在战争中从天津漂泊到重庆，财产已所剩无几，戴乃迭到中国后没有过上一天大少奶奶的生活，相反，她和杨宪益必须到学校教书才能维持生计。而作为一个外国人，戴乃迭还遭遇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。

　　杨敏如的采访。戴乃迭不懂得我们中国的政治啊。学生爱她啊，她嘴里说的话就有这个《新华日报》的消息，什么都说啊，所以很快地他们就得了一个结婚说，戴乃迭是个共产党，因为她长得好看，他用美人计就把这个长得不怎么样的一个人结婚，他们怎么会存不下钱来呢？他们挣那么多钱，钱哪儿去了，所以他是共产党，就解聘了。 

此后，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，生活非常辛苦，戴乃迭的工作也一直不顺心，直到1943年，一位朋友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，当时的国立编译馆还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，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。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，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，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，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，西方人对中国史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。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，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。

　　杨宪益：梁实秋问我翻译点什么东西？我说这个什么东西，他是体育翻译过大书，就找了一个，就选了一个《资治通鉴》，有人还没看到过，我就翻译《资治通鉴》这样就开始了。

　　记者：你当时选择翻译工作，是不是也考虑到这样的话可以跟你夫人一起工作？

　　杨宪益：对。做翻译对她更合适一些。因为那时候她学中文，她对中国文学也很有兴趣，

　　记者：从主观上来讲你也没有刻意地想去做这件事情？

　　杨宪益：也没有想做，对.

　　虽然由于战争原因，最终《资治通鉴》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，没有出版，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，杨戴二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。很快杨宪益发现，在翻译上,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
　　记者：你们两位合作的工作方式是什么？

　　杨宪益：中国她看起来有点困难，或者不大看得懂。就是我翻译一个粗稿，然后她在我的粗稿上加一点工。

　　杨敏如：我哥哥就看着那个中文就打出来，没稿子。然后他们俩不说话，干事不说话，办公不说话。然后就那个往我嫂子那儿一递，我嫂子就拿着看，改，除非有些问题两个人说说话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就听着安静极了。

　　在杨宪益看来，有了戴乃迭的帮助，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。

　　记者：我在您的传记里头看到一段，好像那个毛泽东当时有一次跟你见面。

　　杨宪益：毛泽东很欣赏，有点迷信楚辞，他毛泽东觉得中国的楚辞是跟外国的东西都不一样，这不能翻译的。就问我“你翻译过楚辞，楚辞能翻译吗？”我就说主席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翻译。楚辞也不了例外。毛主席笑了笑，想了想没有再说话。

　　记者：说完以后您心里一点都没有打鼓吗？

　　杨宪益：没有，也没有，翻译来说很简单，翻译就是把从某一个文字，翻译到第二种文字。就是这么回事。你要是原本你懂了，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。

　　解放后1951年，国立编译馆被撤销，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，当时外文出版社刚刚创立英文版《中国文学》杂志，这也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。在这一时期，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。

　　杨敏如：就一天十几小时。#实在太累了，我嫂子就把笔一搁，我记得那时候往外走，拿绳，跳绳，跳绳，跳一会儿，我哥哥就会拿个烟在那儿抽，就是个人休息会儿，待会儿又来了。连话都来不及说。

　　1964年，杨宪益和戴乃迭接到外文出版社的一个任务，将中国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翻译成英文，这无疑是一项艰难的工程。到1968年，《红楼梦》前一百回的翻译已经完成。只要再有一年的时间，这部古典巨著就能全部翻译成功。但是此时，戴乃迭的外国身份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。

　　杨敏如：江青说我们中国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，我们给他吃得好，喝得好，他们都做我们的特务，那特务偷我们的情报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底下的红卫兵一听，就像革命一样，立刻就跑出去找外国人，就被捕了。

　　杨宪益：就是晚上俩人聊天喝酒，后来她去睡觉，我没睡觉结果把我叫上去，然后这个军保会的人就把我逮捕了，逮捕了以后就把我带走了，#逮捕就逮捕吧。就去了，担心就是家里的人，别的我没什么牵挂。

　　记者：好像就进入监狱以后，接着就睡觉了。

杨宪益：我去接着就睡觉了

　　记者：为什么？

　　杨宪益：没有什么，就是把我逮去的时候，已经是11点时候，12点了，应该睡觉了。

　　记者：该睡觉了，进监狱对您没有什么影响？

　　杨宪益：没有

　　监狱里生活枯燥，每天只能看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红宝书》。但杨宪益并不觉得苦，在别的犯人还全然不知的时候，他已经通过报纸敏锐地判断出林彪出事了。

　　记者：您怎么做的判断当时？

　　杨宪益：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是有很多人，有的很熟的人。像西亚卢克给总理给主席打电报祝贺，祝贺我们国庆。可是突然一下子，那个报告里头不提林彪的名字，林彪名字已经不见了。我就知道林彪已经出事了。林彪以前当然还有很多人，像陈伯达。

　　记者：你是看他们的名字逐渐逐渐从报纸上都消失了？

　　杨宪益：对，然后就林彪的名字最后也不见了。

　　记者：您完全是高自己的推理，来得到这个结论。

　　杨宪益：对。

　　平静地度过整整四年的监狱生活之后，1972年5月，杨宪益夫妇相继被释放回家。

　　记者：当时您什么心情？还是很平静吗？

　　杨宪益：当时很平静，回去就回去。

　　记者：我一直很奇怪，您一种很平静的心态，在文革，很多人是痛不欲生的。

　　杨宪益：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倒霉的人太多了。我认识的朋友，因为这个家庭里头出事很多。我们也算不了什么。

　　从半步桥监狱出狱之后，杨宪益夫妇两人恢复了翻译工作，杨宪益开始担任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的执行副主编。1978年，本该早就完成的《红楼梦》英译本终于出版。

　　杨宪益、戴乃迭翻译的三卷本《红楼梦》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，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《石头记》。通过杨戴的翻译，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终于被西方人真正读懂了。事实上，也只有杨宪益、戴乃迭这样的配合，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。

　　１９７８年，杨宪益还向外文出版社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建议。文革之后，中国文坛新人新作辈出，而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也非常关注，杨宪益认为应该出版一种不定期的英文丛书，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。这些“熊猫”丛书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李晶收藏的资料中发现的，这些薄薄的小册子，价格便宜、容易翻阅，在西方社会非常畅销。

　　杨敏如的采访：我也去过几次外国，我也去过一些大型的图书馆，各种图书馆，我一去就能看见我们中国的（英文）还有那一套（英文）熊猫图书。

　　当初无奈的一个选择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，杨宪益和戴乃迭成为了蜚声中外的夫妻翻译家。但是此时，一场比文革牢狱之灾更大的灾难却降临到了这个家庭，杨宪益夫妇有三个孩子，文革开始时，长子分配到了湖北的一家工厂，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。文革一结束，杨宪益夫妇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子女们调回北京，不到几个月，长子杨烨先调了回来，正是这个孩子后来的命运，成为了杨家永远的痛。

　　杨宪益：他从湖北，我把他叫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神经不太正常。开头还很高兴，后来给了没有一两天，他就不想在家里待着，受刺激，他是英国人，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，不愿意在家待着，他总往英国大使馆跑。

　　记者：为什么？您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

　　杨宪益：我们坐牢的期间，说我们是特务，是外国特务。所以他大概他是同事对他也不太好。

　　记者：他想不通.

　　杨宪益：想不通.

　　杨敏如：突然第二天，他就不说中国话了。他就认为我不是跟西洋的有关系，我就说英文了，他突然跑到屋子里来就都说英文话，我母亲就拍着他肩膀是你疯了吧，你怎么了，怎么了，你不认识我了，他就笑，但是他就说，英文，不吃中国饭，我哥哥也有气也不会办，就是说不吃中国吃饭就饿着，没有外国饭，我们家没有外国饭。他也不生气他就自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不出来。然后出来，他就往那个使馆闯，他要做外国人，他说他是外国人。 

记者：所以你后来给他送到英国去？

　　杨宪益：先是我们想，送到精神病院，精神病院他们那边考验了一下。她母亲是一个英国人，英国专家，这个他们精神病治得好的人很少，他们怕这个责任。这个精神病院不敢收。后来我们没办法，送他到英国去。一年以后吧，大概他突然一下子死了。

　　杨敏如：那天就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是出事了，我说什么事呢，他说杨业自焚了，我都吓死了，我就去看他了，一看只有保姆，两个人都不在家，我说他们哪儿去了他们简直太，三个人一个女儿，两个夫妻俩，在三间屋子个人哭个人的，我怎么办呢，现在他们都上班了，说上班去好一点，我就说着说着，他们俩就回来，就是说上班也上不下去，就哭了。

　　记者：但是我好像你为这个事埋怨过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后悔，包括你的夫人有没有后悔。为什么来中国？

　　杨宪益：她也没有后悔，我看她也没有后悔到中国来，至于我当然说不上，我反正是中国人。

　　记者：您是没有选择的。

　　杨宪益：我没有选择

　　记者：她是有选择的。

　　杨宪益：她是有选择

　　记者：即便就在那个时候，她也可以选择？

　　杨宪益：是

　　记者: 留在这里原因，您觉得是什么？

　　杨宪益:她一直，自己觉得就是在中国。

　　戴乃迭1919年在北京出生，她的父亲戴乐仁受伦敦传教会派遣在中国工作，戴乃迭在中国度过了六年美好的童年生活。虽然六岁后回到英国，但他仍然想念中国的一切，她的生命似乎注定了就是要和中国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1993年，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，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德兰修女、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。但是此时对于名利，杨宪益早已看淡，他曾经做诗：多谢斑斓博士衣，无如心已似寒灰。

　　记者：你做了很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。

　　杨宪益：也没有什么，我想翻的更多了。

　　记者：想翻的更多

　　杨宪益：那当然

　　记者：您觉得没有完成？

　　杨宪益：那当然.我觉得在翻译方面，我做得很少。

　　记者：你翻译的作品，别人只要来借来要，您一律都给，读书人爱书如命，这个好像很少人有人像您这样做？

　　杨宪益：已经过去就完了。写完了就完了，#这没什么

　　记者：那你看重您这一生什么呢？

　　杨宪益：没有什么

　　在香港大学的颁奖典礼上，杨宪益显得忧心忡忡。这次，他没有带着戴乃迭一块来香港，此时的戴乃迭已经病重了。

　　杨宪益：从监狱回来以后，一年左右吧，然后就是听到了，知道那个我儿子去世的事，从那时候开始，身体就不太好。

　　记者：这段时间一直是您在照顾他？

　　杨宪益：那当然。

　　杨敏如：我哥哥简直就没有自己了，就是这么照顾他，我哥哥喂他饭，他不吃，什么都不吃。大家愁的他不吃东西。我哥哥就，常常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是里不要管我，你给他找大夫，你一定要负责给他找大夫，我没关系，现在主要的就是为他找大夫。

　　1989年，戴乃迭的病情突然加重，此后的十年，杨宪益一直守在她的身边细心照顾，但是戴乃迭的病情还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。1999年11 月18日，戴乃迭离开了人世。从1940年跟随杨宪益来到中国之后，除了因公出访，她只回英国探过一次亲，六十年来，她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中国、离开杨宪益。

　　戴乃迭去世之后，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。之后，“熊猫丛书”停版，《中国文学》杂志也停刊了，至今，中国再没有类似的丛书和杂志出现。

　　结束语：失去戴乃迭之后，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已经凝固。但是他们留下来的上百部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，他们的爱情也将成为传世佳话。 

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25日 13:44

　　杨宪益先生非常能喝酒，这是他周围的朋友普遍都知道的，但由于杨老对于这点不愿太多去说，所以这个细节并没有出现在节目中，杨老的朋友黄苗子先生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：

　　我对他最深刻的是喝酒。那个杨宪益那个酒，当然现在他不喝了。他身体不好。五年前他还是天天喝酒，他没有酒就是像汽车没有汽油一样，他开动不了。杨宪益喝酒，可以说他是这个，他自己说是从十几岁在天津家里都开始喝洋酒。后来就到国外留学，天天喝酒。像有一次他告诉我的:有一次他在伦敦上学的时候，上大学的时候,喝酒喝醉了。他远远看见街上的路灯，觉得挺讨厌，为什么它老发亮。他就拿个枪开几枪,把那个路灯打灭了，最后警察来了，麻烦很大。可是我觉得当时很过瘾。这是杨宪益这个喝酒的，我所知道的一些，琐琐碎碎的事情。

　　我记得是50年代，60年代的时候，我有幸从杨宪益杨老总，他当时编那个《中国文学月刊》，我有幸当个艺术顾问。他让我们去开会，说是上午开好，我说为什么非上午开，他说下午我喝醉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。那么我们就上午去开了，结果他还是一杯一杯地喝，我说喝那么多酒，我们讲话你怎样听得见，这是小量的，等到下午才是大量，那个时候我可能有点要想睡觉，其他都还可以清醒。他就是这么一个酒人。鲁迅先生说，把酒论天下，先生小酒人。我说他是一个大酒人。 

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25日 13:43

　　这一次采访完杨宪益先生，是惟一一次让我感觉到恐惧的访问，我是被杨老那种晚年的淡定所震撼了。从朋友口中我们得知，杨老原来非常好客，他们家常常是高朋满座、欢歌笑语，但是这是在戴乃迭去世之前，晚年孤独的杨老几乎谢绝了所有朋友的访问，成天与烟酒为伴，生命对于他来说意味着只剩下思念。在接受我们采访的过程中，杨老似乎不愿再去谈太多的过去与人生，一切对他好像都已经没有意义。我这个时候突然有了一种恐惧，对于杨老的这种淡定，像我这种经历简单的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去感受的，那是一种真正大家才具备的从容与自然，那么当我也到古稀之年的时候，我会怎样去面对不多的岁月呢？我突然恐惧岁月的力量。
  戴乃迭去世之后，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。之后，“熊猫丛书”停版，《中国文学》杂志也停刊了，至今，中国再没有类似的丛书和杂志出现。

　　结束语：失去戴乃迭之后，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已经凝固。但是他们留下来的上百部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，他们的爱情也将成为传世佳话。